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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2013-08-28 15:47:57|  分类: 行政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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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2012-07-27 15:00:56)
TE>行政许可诉讼若干问题探讨 - 齐鲁律师王青 - 齐鲁律师王青转载▼TE>
标签:
杂谈
分类: 李平文集


 

 

一、行政许可诉讼的争议类型

行政许可行为是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许可法》第7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享有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明确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一方面它便于法院及时、正确地对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予以司法审查,防止和减少因职责范围不清而错误受案或推诿受案的现象发生;另一方面它有利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认为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许可行为侵犯后,能及时、有效地行使诉讼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结合《行政诉讼法》、《行政许可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精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许可诉讼的争议类型可以归纳如下:

(一)申请人诉行政机关不予许可的行政行为

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决定允许符合法定条件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享有某种权利,获得某种资格和能力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对符合许可条件的申请人而言,行政机关不予其行政许可,就剥夺或限制了他们一定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享有及实现,这是一种行政侵权的行为表现。在行政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通常以下列理由拒绝许可:1、请求的事项不属于本机关的管辖范围;2、本机关不拥有处理请求事项的行政职权或行政职责;3、相对人不具有申请人资格;4、申请人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5、行政机关从程序上设置障碍,如增设步骤,附加条件等。[1]不论行政机关以何种理由拒绝许可申请,都将导致申请人的请求被否定从而无法获得行政许可,也就是说,程序上的拒绝使申请人的实体权利难以实现。行政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认为行政机关对其符合法定条件要求颁发许可证和执照的申请予以拒绝或者不予答复的行政案件。对于行政机关依法做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许可法》第38条还规定,行政机关“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据此,对于行政机关不予申请人行政许可的具体行政行为应属于人民法院的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

(二)申请人诉行政许可主体不履行职责或拖延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

根据我国宪法确立的“一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行政机关都具有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如有法定职责不履行或拖延履行,对行政机关自身来说是一种失职行为,对申请人而言则是其权利的损害。《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在接到申请人的申请后,应当启动审批程序,并依照法定程序及法定条件和标准做出相应的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不启动审批程序,不在法定期限内做出相应的行政行为或迟延屡行职责,申请人有权以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或拖延履行职责为由提起行政诉讼。

(三)第三人诉行政主体不应准予许可而许可的行政行为

从主体上来看,这种争议是由行政许可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提起的,我们称之为第三人。一种情况是第三人认为独占许可或排他性许可使自己在该领域得到限制,因而请求撤销许可,通常发生在专利权、商标权许可等领域。有些学者称之为多个申请人共同申请同一排他性许可,其中未获许可的申请人诉授予他人许可行为的违法。[2]由于排他性许可或独占权所具有的排斥他人共同享有权利的性质,在多个申请人共同申请时,必然只能确定一人符合排他或独占的条件或标准,而其他申请人申请不得时,就有可能将授予他人许可或独占权的行为以剥夺公平竞争权,或以其他违法,如在专利或商标授权中以未执行“申请在先”原则等为由诉之法院。另一种情况是第三人认为行政许可行为侵害了自己在其他行政管理领域中的权益,这种侵害与许可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起诉,如拆迁许可将影响被拆迁人利益、建筑工程建设许可将可能影响到相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及相关解释的规定,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人,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自己合法权益的,均有权提起诉讼。

(四)被许可人诉行政主体对既得许可的撤销、变更、撤回行为侵权

行政主体对原许可行为的撤销、变更、撤回,都是行政许可权的运用方式,因此,由此引发的诉讼,法院的任务仍然是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无论行政主体对于相对人已经取得的行政许可限定何种条件,实际上都是对相对人既得利益的剥夺,这种情况下当然应允许相对人起诉。不过,像吊销、暂停等行为虽然也是对既得许可限定条件的,但也可以提起诉讼,只是由于这种审查并非行政许可行为,而通常是行政处罚行为,因此本文不作讨论。

综上种种,无论是行政许可法律关系中的直接相对人,还是利益受到波及影响的相关人;也无论是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范围内的权益还是行政许可法律关系范围外的其他权益被限制或被剥夺的人,都有权对行政许可提起行政诉讼。

 

二、行政许可案件原告资格的界定

在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教科书中,往往将原告定位于行政管理的相对人。[3]在审判实务中,也经常将原告限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相对人,而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当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提起诉讼,与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就无法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将无法获得司法救济。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借用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关于“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规定,在其第12条中明确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从而解决了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原告资格问题。从此,也界定了中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相对人诉讼规则”延伸到“相关人诉讼规则”。

基于前述的规定,行政许可诉讼的原告资格将有如下表征:

(一)行政许可申请人

行政许可是依申请的行政行为,凡属于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或者行政机关故意刁难、施加额外负担,或者科以义务性条件的,申请人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如行政许可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申请人申请行政许可,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提交与其申请的行政许可事项无关的技术材料和其他材料。”又如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依法应当先经下级行政机关审查后报上级行政机关决定的行政许可,下级行政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将初步审查意见和全部申请材料直接报送上级行政机关。上级行政机关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申请材料。”

(二)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

行政许可申请人的范围容易确定,但受行政许可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范围如何确定则是原告资格的难点。在美国,个人或者组织只要实质的利益受到不利的影响,而且这种不利影响的发生和行政决定的关系不是过分间接就属于利害关系人,既包括直接利害关系,亦包括间接利害关系。所谓的不利影响不以经济利益为限,包括非经济利益在内。在我国台湾地区,因程序之进行将影响第三人的权利或法律上之利益者,行政机关得依职权或依申请,通知其参加为当事人。[4]在审判时务中,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

第一,相邻权人、环境权人问题。相邻权是一个民法概念,指不动产的占有人在行使物权时,对相邻的他人的不动产享有特定的支配权。根据《民法通则》第83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从该条规定看,相邻关系属于民事关系。当然,如果民事主体侵犯他人相邻权的行为,是由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引起的,是经行政机关批准、许可后实施的,拥有相邻权的一方认为行政机关的批准、许可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项的规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权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环境权人认为在其居所附近正在修建的建筑物破坏了景观,对批准建筑许可证的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对该环境权人是否具有原告资格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行政诉讼法的本意以及发展的趋势分析,应当具有原告主体资格。因为行政诉讼的另一重要功能就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公共利益,并不仅仅以救济当事人的权利作为唯一功能。

第二,公平竞争权人问题。公平竞争权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一般而言,侵害公平竞争权的行为主要来自其他竞争者,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可能来自行政机关。[5]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1项的规定,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或者公平竞争权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实施本法第12条第2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做出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通过招标、拍卖等方式做出行政许可决定的具体程序,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行政机关按照招标、拍卖程序确定中标人、买受人后,应当做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依法向中标人、买受人颁发行政许可证件。行政机关违反本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者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同时根据《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2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公共资源配置以及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特定行业的市场准入等,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事项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换言之,这些事项的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做出决定。行政机关违反《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不采用招标、拍卖方式,或者违反招标、拍卖程序,损害申请人合法权益的,申请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行政许可复议决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或者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的第三人问题。[6]行政许可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均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受理行政许可申请的先后顺序做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假设甲申请人和乙申请人向行政机关申请有数量限制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机关认定受理甲申请人的顺序在先,因而将行政许可授予了甲申请人,乙申请人不服,向上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复议机关经审查认为,原行政机关还受理过丙申请人的申请,在复议程序中追加丙为第三人,其先于甲申请人但晚于乙申请人,原行政机关认定受理甲申请人在先属于认定事实错误,撤销原行政行为,将行政许可授予乙申请人。倘若丙申请人对之不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一般情况下,与行政复议行为和原具体行政行为都具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在行政复议程序中,应当被追加为第三人,为此在复议程序中被追加为第三人的当事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受害人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3)项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要求主管行政机关依法追究加害人法律责任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最早规定受害人有权提起诉讼的法律是《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若干解释》将受害人的原告资格延伸到所有领域的受害人,而不仅仅局限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受害人范围。同理,在行政许可中同样大量存在受害人原告资格问题,诸如受环境污染的受害人等。

(三)被撤销行政许可人和被注销行政许可人

被许可人基于对行政许可机关行政许可行为合法性与有效性信赖而与行政机关合作,这种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应该受到保护;被许可人因行政许可机关的行政许可行为而获得的利益应当受到保护,许可机关一旦撤销其许可行为而对被许可人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三人由于不知道许可行为有瑕疵而与被许可人发生某种法律关系,其由于许可机关对被许可人的授益行为而带来的利益也应当受到保护;因被许可人怀有主观恶意从许可机关取得授益行为而获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因其主观恶意不是对行政机关的信赖。

注销行政许可,是基于特定事实的出现,而由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程序收回行政许可证件或者公告行政许可失去效力。所谓特定事实主要是指6种情形: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行政许可依法被撤销、撤回,或者行政许可证件依法被吊销的;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据此,对注销行政许可适用的六种情形有争议以及认为行政机关应当依法办理有关行政许可注销手续的义务而行政机关未能尽善其义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均具有原告资格,均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四)被处罚人

行政许可法首次在制度层面上规定了行政秩序罚。该法第七十八条和第七十九条规定:“行政许可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申请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并给予警告;行政许可申请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一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取得的行政许可属于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身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事项的,申请人在三年内不得再次申请该行政许可;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秩序罚是行政机关基于维持行政秩序之目的,对于过去违反行政义务者,所施以刑罚以外之处罚,资为制裁。[7]

当然,行政许可中还有因要求行政许可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因行政许可程序违法、因行政许可收费、因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因行政许可机关监督不力等原因而提起的行政许可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等,无法列举穷尽,但根据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以及原告资格的放宽,将使原告资格的界定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趋势,并有可能发生与第三人重合与置换问题。[8]

 

三、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内容

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一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对主体的审查。行政许可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以及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依照行政许可法规定的权限可以设定行政许可。其他国家机关,甚至国务院各个部委,一律无权设定行政许可。主要是对许可主体的审查。审查许可主体是否是依法成立,是否具有法定许可职权,尤其是对授权主体和行政委托主体所进行的许可行为,重点审查其主体资格是否具备。

(二)对权限的审查。应该着重审查许可机关是否具有法定权限,是否有超越职权的现象发生。在此需要特别提及的是,行政许可法取消了国务院部门规章设定行政许可的权力。其主要原因为:国务院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时就已经决定取消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行政许可设定权,以防止各部门自我授权、自我实施,扩大权力;如果各部门已经发布的行政许可需要继续实施的,可以依法上升为行政法规;如果各部门在行政管理领域需要设定行政许可,又来不及上升为行政法规,必要时,国务院可以采用发布决定的方式设定行政许可。这也是行政许可法与行政处罚法在国务院部门规章权力设定上的不同之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部门保护主义,有利于完善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三)对执法目的的审查。主要审查许可机关是否违反正当的执法目的和动机,滥用许可权利。行政许可执法行为是实现立法的安全、秩序、权利、自由的目的、价值的保障。不过,行政许可行为对于实现立法的这些目的、价值也存在着风险:如果行政许可权被执法者滥用,不仅不能保障立法的上述目的、价值的实现,而且可能危及人民生命安全、健康和国家利益,破坏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加强法律对行政许可行为的规范是非常必要的。

(四)对许可程序的审查。行政许可法通过起草法律规范和修改废止法律规范两个方面,规定了设定行政许可的程序,集中体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该法第十九条规定:“起草法律草案、法规草案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章草案,拟设定行政许可的,起草单位应当采取听证会、论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并向制定机关说明设定该行政许可的必要性、对经济和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的情况。”许可程序应该有完善的执法程序和法律文书。从实践看,无论从执法程序还是从法律文书上都存在不规范的现象。有的许可文书或许可证的格式、内容不规范,有的程序上存在不告知当事人的诉权、缺少送达回执等问题。

(五)对证据的审查。对证据不足的案件应撤销许可并追究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行政许可案件的质证应当遵循行政许可法的特殊性,注意证据质证中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庭前证据交换规则中的自认规则,行政执法人员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专业人员出庭说明制度,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证据质证问题,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等证据的质证问题。

(六)对适用法律的审查。在审查时应当注意许可机关引用的法律条款是否准确,对于法律法规的使用是否适当,是否符合法律宗旨和精神。实施行政许可法,需要对现行行政许可规定进行清理,清理的范围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许可;清理的重点为国务院部门规章、地方人民政府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设定的行政许可。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之际,行政许可方面法律法规的适用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新旧法的衔接适用问题;二是法律适用规则问题;三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后果的自由裁量;四是世界上只有我国颁布施行了一部统一的行政许可法,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需要与单行法律、行政法规的具体规定相结合。

 

四、       行政许可案件的审查程度

司法审查程度是指法院对行政争议的主管范围以及对可诉的行政行为审查监督的范围。[9]这个问题实际与原告资格界定有着内在的联系。可以说,它们是从不同角度论证同一个问题,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如果说原告资格的界定是从行政诉讼主体范围上确定受案范围,那么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度则是从行政诉讼客体上划定受案范围。两者是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同步进行、互动发展的。

与原告资格界定存在争议一样,对行政许可的司法审查程度也经常存在争议。争议点主要体现为,是把与行政许可涉及的直接利害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还是把与行政许可涉及的直接利害关系及间接利害关系中的权利义务一律纳入行政诉讼审查范围。我同意后一种观点。

第一、行政许可行为作为行政主体履行行政职权而为的行为,其做出不仅对具体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发生影响,而且也有可能对具体行政管理相对人以外的其他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依主观认识予以否认。

第二、这种行为间接造成的影响,其间接性实际是相对而言的。对于被侵害人来说,其利益的影响,正是行政许可行为直接造成的。如,建设工程许可行为给周边人相邻权造成的影响等。

第三、这种权益如不纳入行政诉讼监督审查,势必造成这一部分行政权力的监督空白,也使这一部分权益处于无法律救济的情况下。

因此,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度应该划定在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范围内。

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许可诉讼案件中,审查程度和方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行政许可的种类差异很大,不同种类的行政许可诉讼,人民法院进行审查时采用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并且应该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以及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许可诉讼的司法审查程度既关系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行政机关之间的职责权限分工问题。并且,人民法院对于行政许可诉讼的司法审查程度也关系到能否切实行政保护相对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问题。

(一)关于事实审查与法律审查问题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该条规定决定着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应该进行事实审和法律审。因此,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许可诉讼案件,既要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也要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并且,事实审与法律审应该统一起来。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在行政许可实施程序中,作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应该依据法定的权限、范围、条件和程序实施行政许可。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对于事实认定应该符合法律要求,在有些行政许可中,比如规划行政许可中,可能涉及到一些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作为许可实施机关应该认真审查这些申请项目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10]除此之外,作为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还应该在适用法律上没有错误。换言之,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许可诉讼案件,既要审查行政许可实施机关认定的事实是否正确,又要审查其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而不仅仅审查行政许可实施机关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即使作为技术性很强的行政许可案件,人民法院在进行审理时,也不应该只进行法律审,而不同时进行事实审。虽然从行政法理上说,人民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尊重行政机关对于事实的认定,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要无原则地放纵行政权行使。[11]因此,无论是事实审,还是法律审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关于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问题

对于行政许可主体应担负的审查职责,究竟界定为形式审查,还是扩大为实质审查,这经常成为个案的争议焦点。鉴于行政许可的授益性以及行政行为侧重效率的特性,我认为不应当对行政许可主体科以严格程度的职责,因此在做出许可时行政机关的职责应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但是在权利人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当做出均衡选择,对于权利人的个人利益不能过分剥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当有实质审查的例外。《行政许可法》第34条也对此做了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对申请人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行政机关能够当场做出决定的,应当当场做出书面的行政许可决定。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行政机关应当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但目前明确规定实质审查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的法律文件十分少见。我认为,如果法律规定相对人提出申请时必须提供权属证明的,由于可能涉及相关人的重大利益,行政机关应当担负起实质审查的职责。如国土局在对集资建房的申请进行审批时,根据有关规定,申请人申请时必须提供相关土地的权属证明材料。[12]权益作为权利人的一项重大财产权益,理应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只有对权属证明材料进行“实质审查”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三)关于合理性审查与合法性审查问题

 在相当部分的行政许可中行政主体具有一定程序的自由裁量权,而行政诉讼的审查原则是合法性审查,因此自由裁量权常常成为行政主体规避责任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运用《行政诉讼法》中“滥用职权”条款进行合理性审查是很有必要的,主要体现在改变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上。[13]《行政许可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第2款前段规定,只有在“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被修改或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时,行政机关出于公共利益需要,方可“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因此,法院应着重审查改变许可状态的行为有无法定原因,若认为改变行为没有法定原因,纯属行政机关的恣意专断、出尔反尔,就可以“滥用职权”为由判决撤销,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合理性审查。

当然,这里所提的司法审查程度是指司法监督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范围。至于行政行为具体应该如何行使,则不在司法裁判的直接确定范围内,否则将有司法权代替行政权之嫌。这点在审判实践中必须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1]金伟峰、胡建淼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徐伟:《关于行政许可案件审理中若干问题探讨》,《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

[3]肖光坤:《浅析行政许可诉讼的受案范围》,《法学论丛》2005年第3期; [4]姜民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6]刘峥:《论设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与受案范围的互动关系》,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7]杨临萍:《行政许可合格的当事人》,人民司法出版社2004年版;

[8]翁岳生:《行政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

[9]薛刚凌:《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研究》,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

[10]林民华:《试论审理行政许可诉讼的若干问题》,《人民法院热点、难点研究》2001年第7期;

[11]程琥:《行政许可诉讼研究》,《法制日报》2004年第23期;

[12]张步洪:《论行政许可的范围》,《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

[13]张步洪:《中国行政法学前沿问题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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