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 登录  
 加关注
   显示下一条  |  关闭
温馨提示!由于新浪微博认证机制调整,您的新浪微博帐号绑定已过期,请重新绑定!立即重新绑定新浪微博》  |  关闭

齐鲁律师王青

执于一念,将受困于一念;一念放下,会自在于心间

 
 
 

日志

 
 
关于我

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齐鲁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基本业务是民商事诉讼、刑事辩护。 主要业务是项目投资、企业法律顾问。擅长业务是人身损害赔偿、知识产权、尽职调查。联系电话:13583182752。

网易考拉推荐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3月):民商事裁判规则  

2014-09-08 09:38:14|  分类: 法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下载LOFTER 我的照片书  |

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3月):民商事裁判规则‖天同码38

 (2014-09-03 17:41:58)
标签: 

军事

    本期天同码,与读者继续分享《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1月—3月(含8月份两个案例)经天同律师事务所提炼整理的民商事案例,这些案例共形成15条裁判规则。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同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订约号“天同诉讼圈”每期精彩内容。毫无保留分享,促进同行交流,共同为中国诉讼技术提升和法治环境改善而努力!

               文/陈枝辉律师      首发/天同诉讼圈

------------------------------------------------------------------------

  

1.开发商因销售商过错导致一房二卖,仍应双倍赔偿

——开发商委托销售房屋,因受托机构未告知售房情况导致一房二卖应双倍赔偿的,属于商业经营风险,应自行承担。

2.酒店出租方与经营者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害的应赔偿

——酒店出租方与经营者因管理、服务瑕疵等安全隐患导致入住消费者人身受到损害的,均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3.竣工验收合格证不能对抗实际存在的明显质量问题

——建设工程实际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承包人以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及其他任何书面证明主张质量合格的,不应支持。

4.工程质量整改有必要时可由发包方委托第三方完成

——在工程质量纠纷双方失去信任情况下,可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质量予以整改,所需费用由承包人负担。

5.房管部门要求出示遗嘱公证书才办过户的行为违法

——房管部门要求相对人出示遗嘱公证书才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应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6.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与级别管辖诉讼标的额标准

——铁路运输专门管辖案件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该法院及上级省高院辖区的,属“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

7.超额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应赔偿的过错认定考量因素

——判断财产保全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不宜简单地以判决支持的请求额与申请保全财产数额的差异作为标准。

8.恶意串通并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债务人财产合同无效

——受让人明知债务人欠巨额债务,仍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其主要资产,属恶意串通,合同应无效,财产应返还债务人。

9.外资企业股东诉请解散公司应参照《公司法》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法院应依《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审查该解散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

10.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困难的僵局情形的审查标准

——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僵局从而导致应予解散情形,应按《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11.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符合《公司法》解散条件

——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法定解散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

12.公司僵局如有其他替代解决途径不宜判决解散公司

——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

13.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最低转售价格经销合同构成垄断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是否构成垄断,可从相关市场竞争情况、实施企业相关市场地位、行为动机等方面来综合判断。

14.当事人申诉理由可与检察院抗诉再审支持理由不同

——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即使抗诉再审理由、依据与当事人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据相悖,法院再审时亦应一并审理。

15.代理人以委托人名义销售房屋构成有权代理的认定

——销售代理人以开发商名义同购房人签订合同,购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销售公司有销售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有效。

 

----------------------------------------------------------------

 

1. 开发商因销售商过错导致一房二卖,仍应双倍赔偿

——开发商委托销售房屋,因受托机构未告知售房情况导致一房二卖应双倍赔偿的,属于商业经营风险,应自行承担。

标签: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房二卖—双倍赔偿—包销合同—赔偿主体

案情简介2005年,开发公司与销售公司签订商品房保底包干销售合同。20064月,销售公司代理开发公司与苏某签订购房合同并收取全部560万余元房款。同年5月,销售公司因与开发公司纠纷提出解除合同后,开发公司将销售公司已售苏某商铺另售他人致诉。开发公司以其未收到房款销售公司隐瞒苏某购房情况提出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商品房买卖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解除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一)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未告知买受人又将该房屋抵押给第三人;(二)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出卖人又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可见,只要出卖人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订立后事实上存在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的行为,无法取得房屋的买受人即可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且上述规定中并不存在此种赔偿责任的适用以出卖人具有恶意违约故意为前提开发公司申诉请求实质上将其选择及监督委托代理人的经营风险不当转嫁给购房者,开发公司以此为由主张前述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应予免除的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实务要点:开发商委托销售房屋,因受托机构未告知其特定房屋已售出而导致一房二卖、双倍赔偿,属于选择和监督委托代理人的经营风险,应自行承担。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24号“某开发公司与苏某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见《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审判长何东宁,审判员孙祥壮,代理审判员王朝辉),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1/20731)。

解读为开发商敲响警钟。本案事实上一房二卖,开发商可能无辜,但购房人更无辜,故不能成为法律上免除开发商责任的理由。

 

 

2.酒店出租方与经营者因管理不善导致损害的应赔偿

——酒店出租方与经营者因管理、服务瑕疵等安全隐患导致入住消费者人身受到损害的,均应承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

标签:人身损害—安全保障义务—酒店—出租方—经营者—管理瑕疵

案情简介2009年,酒店经出租人实业公司同意,拆除电梯轿厢并进行改造,因未设立警示标识,导致某晚旅客赵某酒后经安全通道进入该空置状态的电梯井致伤残。

法院认为: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的,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事发通道系一相对封闭区域,可通过酒店内安全出口进入,事发时该区域内电梯井因轿厢被拆除而空置,酒店明知上述情况且对于事发通道及电梯具有事实上的控制力,却未对可能出现的伤害和意外作出明显警示,未尽到合理限度内确保入住酒店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其提供服务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与赵某受损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应对涉诉事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实业公司与酒店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后实业公司同意酒店拆除电梯轿厢并进行改造、由酒店使用,可视为双方对租赁合同内容的变更,但变更内容并未涉及事发通道及电梯井部位,故实业公司作为权利人仍应负有管理义务。赵某酒后在无灯光照明情况下进入事发通道,疏于观察周围环境,步入空置电梯井,未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其饮酒影响正常判断力亦与事故发生有一定关联,故根据过失相抵原则可适当减轻酒店责任。判决赵某损失15.7万元由侵权人承担。

实务要点:酒店经营者因管理、服务瑕疵等安全隐患导致入住消费者人身损害的,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酒店出租方对事发场所管理不善的,亦应承担相应责任。受害人自身有过错的,可根据过失相抵原则,相应减轻侵害人民事责任。

案例索引:上海闸北区法院2011211日判决“赵某与某酒店等损害赔偿纠纷案”,见《赵宝华诉上海也宁阁酒店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升实业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01/20741)。

解读酒店经营者未尽安全防范义务应赔偿消费者损失不难理解,但酒店出租方的安全防范义务如何认定,正是本案例意旨所在。

 

 

3.竣工验收合格证不能对抗实际存在的明显质量问题

——建设工程实际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承包人以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及其他任何书面证明主张质量合格的,不应支持。

专题:建设工程—质量问题—竣工验收证明

案情简介200410月,建筑公司与开发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20057月,工程竣工验收2009年,建筑公司起诉主张拖欠的工程款,开发公司依鉴定结论反诉要求建筑公司赔偿因偷工减料造成的屋面渗漏产生的修复费用及工期延误损失。

法院认为:屋面渗漏属客观存在并已经法院确认的事实,竣工验收合格证明及其他任何书面证明均不能对该客观事实形成有效对抗。《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系管理性规范,而屋面渗漏的质量问题经司法鉴定不在于原设计而在于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未按设计要求施工,其交付的屋面本身不符合合同约定,且已对开发公司形成仅保修无法救济的损害,故本案裁判的基本依据为《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基本法律而非该条例,根据法律位阶关系,该条例在本案中只作参考。本案中屋面渗漏质量问题的赔偿责任应按谁造成、谁承担的原则处理。故判决开发公司支付建筑公司拖欠的工程款及利息,建筑公司赔偿开发公司屋面修复费用及工期延误损失。

实务要点:承包人交付的建设工程应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及相关工程验收标准。工程实际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承包人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等主张工程质量合格的,法院不予支持。

案例索引:江苏高院20121215日判决“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施工合同纠纷案”,见《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吴江恒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08/21442)。

解读:建设工程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且经司法鉴定系施工方造成的,即使建设工程已竣工验收,亦不能免除施工方的民事责任。

 

 

4.工程质量整改有必要时可由发包方委托第三方完成

——在工程质量纠纷双方失去信任情况下,可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对工程质量予以整改,所需费用由承包人负担。

专题:建设工程—质量问题—整改主体—费用承担

案情简介: 2009年,开发公司诉请建设工程承包方即建筑公司赔偿因偷工减料造成的屋面渗漏损失,并主张由其委托第三方,参照司法鉴定确定的全面设计方案对屋面渗漏予以整改,所需费用319万余元由建筑公司承担。

法院认为:依《合同法》第107条、第281条规定,因施工方原因致使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施工方理应承担无偿修理、返工、改建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涉案屋面所做工序进行了明确约定,然建筑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擅自减少工序,导致其交付的屋面不符合约定要求,形成屋面渗漏,其理应承担违约责任。鉴于开发公司几经局部维修仍不能彻底解决屋面渗漏,双方当事人亦失去信任的合作基础,为彻底解决双方矛盾,法院按司法鉴定意见认定按全面设计方案修复,并判决由开发公司自行委托第三方参照全面设计方案对屋面渗漏予以整改,建筑公司承担与改建相应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亦属必要。在确定赔偿责任时,应以造成损害后果的各种原因及原因力大小为原则,即在考虑案情实际的基础上合理分担全面设计方案修复费用,为此确定建筑公司赔偿开发公司屋面修复费用为287万余元。

实务要点:在双方当事人已失去合作信任的情况下,为解决双方矛盾,法院可判决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参照修复设计方案对工程质量予以整改,所需费用由承包人负担。

案例索引:江苏高院20121215日判决“某建筑公司与某开发公司施工合同纠纷案”,见《江苏南通二建集团有限公司与吴江恒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08/21442)。

解读:建设工程存在质量问题,一般应由有责任的承包方承担修理或改建义务,特殊情形下,亦可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完成。

 

 

5.房管部门要求出示遗嘱公证书才办过户的行为违法

——房管部门要求相对人出示遗嘱公证书才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应确认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

专题:物权法—过户手续—行政诉讼—遗嘱公证书

案情简介2011年,陈某持曹某陈某遗嘱、房产证到房管局要求办理过户手续,房管局回复以陈某未提供“遗嘱继承公证书”为由不予办理

法院认为:《行政诉讼法》第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地方性法规适用于本行政区域内发生的行政案件。”第5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参照国务院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发布的规章以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制定、发布的规章。”另《物权法》第10条规定:“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继承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及第17条第2款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另《房屋登记办法》第32条规定:“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应当在有关法律文件生效或者事实发生后申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三)赠与……”且《房屋登记办法》并无规定,要求遗嘱受益人须持公证机关出具的遗嘱公证书才能办理房屋转移登记。本案中,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范畴,其规范的内容不得与《物权法》、《继承法》、《房屋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能时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行使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其不能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之外创设新的权力来限制或剥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行政机构以此为由干涉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要求其履行非依法赋予的责任义务,法院不予支持。故房管局要求陈某必须出示遗嘱公证书才能办理房屋转移登记的行为与法律法规相抵触,对该涉案房屋不予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判决撤销回复并责令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法定职责。

实务要点:国家对不动产实行统一登记制度。统一登记的范围、登记机构和登记办法,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司法部、建设部《关于房产登记管理中加强公证的联合通知》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的范畴,且与《物权法》、《继承法》、《房屋登记办法》等法律法规相抵触,不能成为房屋登记主管部门不履行房屋登记法定职责的依据。

案例索引:江苏南京中院2013108日裁定“陈某与某房管局行政诉讼案”,见《陈爱华诉南京市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房屋登记法定职责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08/21440)。

解读房屋登记部门不能以内部规定或非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要求行政相对人履行非法定责任义务,此亦系依法行政应有之义。

 

 

6.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与级别管辖诉讼标的额标准

——铁路运输专门管辖案件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该法院及上级省高院辖区的,属“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

标签:管辖—标的额—专门管辖—级别管辖—本辖区

案情简介2013年,住所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商贸公司因铁路专用线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在工程所在地的铁路太原铁路运输中院起诉住所地在山东的被告工程公司,要求偿还多付的工程款及违约金等8000万余元。工程公司提出管辖异议。

法院认为:案涉施工合同关于“工程所在地法院”的管辖约定明确,符合《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4条规定,应认定有效。本案系铁路专用线建设施工合同纠纷,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铁路运输法院案件管辖范围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6项规定,本案属于“与铁路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施工有关的合同纠纷”,依法应由铁路运输法院管辖。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民商事案件标准》规定,山西高院管辖诉讼标的额在1亿元以上的一审民商事案件,及诉讼标的额在5000万元以上且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或涉外、涉港澳台的一审民商事案件。本案诉讼标的额为8000万余元,且一审被告工程公司住所地不在山西,故裁定本案由山西高院作为一审法院审理本案。

实务要点:在确定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案件的级别管辖时,一方当事人住所地不在该法院及上级省高院辖区的,属于“当事人一方住所地不在本辖区”。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提字第231号“某商贸公司与某工程公司管辖权异议案”,见《准格尔旗鼎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与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修建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审判长张志弘,代理审判员李振华、贾亚奇),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3/20923)。

解读涉及到铁路运输法院专门管辖案件,诉讼标的额虽未达到省高院管辖标准,但一方当事人不在本辖区的,应由省高院受理。

 

 

7.超额申请财产保全是否应赔偿的过错认定考量因素

——判断财产保全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不宜简单地以判决支持的请求额与申请保全财产数额的差异作为标准。

标签:财产保全—申请错误—超额保全

案情简介2007年,柴某以李某服务不满5年诉请全部返还所持股票618万余股并申请财产保全。2009年,生效判决部分返还34万余股。李某据此以柴某超标的申请查封8000万余元,超过合理范围,属于保全错误,应予赔偿。

法院认为:向法院申请采取保全措施是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但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如何判断当事人的申请是否错误,《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未作出规定。判断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结合具体案情,通过审查申请人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过错、保全的对象是否属于权属于有争议的标的物、被申请人是否存在损失、是否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等因素予以考虑,不宜简单地以判决支持的请求额与保全财产数额的差异判断申请人是否有错误。本案中,柴某提起诉讼的原因系其认为诉争股票依据双方所签协议在李某服务不满5年情况下应全部返还,为保证将来判决得以执行,对所涉股票申请保全,其行为本身不具备违法性。虽然生效判决未支持柴某全部诉请,但就案件证据而言,不足以认定柴某具有通过保全来损害李某财产的故意或明显过失。同时,财产保全制度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和保证将来生效裁判文书得以执行。法院采取保全措施,必然会使得被保全的当事人不能自由地对被保全的财产进行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处分。故不能仅以法院生效判决支持的诉讼请求额少于保全财产数额来认定柴某保全错误,否则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保全制度不符。而且,由于股市的特殊性,其风险无法预见,以股票价格的波动来认定柴某申请保全行为侵害了李某合法权益没有合理性,故李某诉请应予驳回。

实务要点:判断财产保全申请人的申请是否存在错误,应结合具体案情,通过审查申请人是否存在通过保全损害被申请人合法权益的过错、保全的对象是否属于权属于有争议的标的物、被申请人是否存在损失、是否为了保证判决的执行等因素予以考虑,不宜简单地以判决支持的请求额与保全财产数额的差异判断申请人是否有错误。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282号“李某与柴某损害赔偿纠纷案”,见《李正辉诉柴国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审判长汪治平,审判员李伟,代理审判员李玉林),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3/20926);另见《财产保全被申请人没有损失的,申请人不承担赔偿责任——李正辉与柴国生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申请再审案》(汪治平,最高院立案庭),载《立案工作指导·申诉与申请再审疑案评析》(201304/3968)。

解读申请财产保全是当事人诉讼权利,滥用此项权利的应当赔偿。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属于恶意保全的认定标准通常很严格。

 

 

8.恶意串通并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债务人财产合同无效

——受让人明知债务人欠巨额债务,仍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其主要资产,属恶意串通,合同应无效,财产应返还债务人。

标签:合同—恶意串通—不合理低价—连环转让

案情简介20065月,生效裁决认定制油集团应支付实业公司1337万美元。同时,制油集团下属子公司制油公司与生物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将净值为3200万元的资产作价2100万余元转让,但转账凭证并无对应款项及用途说明。制油公司与生物公司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关系,签字代表系夫妻关系。2008年,生物公司又与其系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贸易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上述资产作价2669万元转让给贸易公司,但仅提供了569万元的付款凭证。2011年,实业公司诉请确认连环转让合同无效,并将诉争财产返还给制油公司

法院认为:制油公司、生物公司在签订和履行《国有土地使用权及资产买卖合同》过程中,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系亲属关系,签字代表系夫妻关系,故可认定生物公司对制油公司状况清楚,对包括制油公司在内的制油集团被仲裁裁决确认欠实业公司1337万美元债务的事实亦知晓。案涉买卖合同将净值为3200万元的资产作价2100万余元转让,属于不合理低价。在受让人生物公司明知债务人制油公司欠实业公司巨额债务的情况下,其以不合理低价购买制油公司主要资产,足以证明双方签约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该合同的履行足以损害债权人实业公司利益。同时,从双方转账凭证看,应认定生物公司并未依约向制油公司实际支付价款。从公司注册登记资料看,贸易公司成立时股东构成似与制油公司无关,但在贸易公司股权变化过程中,可看出贸易公司对受让生物公司再转让资产的来源及制油公司对实业公司债务系明知,故贸易公司与生物公司签订买卖合同时亦属于恶意串通,依法亦应认定无效。依《合同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应返还第三人。该条应适用于能确定第三人为财产所有权人的情况,本案中,实业公司对制油公司享有普通债权,案涉财产系制油公司财产,并非实业公司财产,故判令两份转让合同均无效,系争财产应返还给制油公司。

实务要点:在受让人明知债务人欠债权人巨额债务的情况下,以不合理低价受让债务人主要资产,足以证明双方签约时具有主观恶意,属恶意串通,应认定无效,系争财产应返还给债务人。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终字第1号“某制油公司与实业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见《嘉吉国际公司与福建金石制油有限公司等买卖合同纠纷案》(审判长陈纪忠,审判员高晓力,代理审判员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3/20930)。

解读债务人以连环转让的方式转移财产逃废债务的,债权人保护债权的方法,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行使撤销权或合同无效之诉。

 

 

9.外资企业股东诉请解散公司应参照《公司法》规定

——外商投资企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法院应依《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审查该解散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

标签:公司—公司解散—外资企业—法律适用

案情简介2011年,实业公司股东科技公司以公司运行陷入僵局为由,诉请解散公司。科技公司及另一股东材料公司住所地均在国外

法院认为:被请求解散的实业公司系由两名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以有限责任公司形式设立的外资企业,依《公司法》第2条及第218条规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公司之解散纠纷应当适用中国法律。各方当事人对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解决争议均无异议,法院予以确认。由于《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未对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情形作出具体规定,依《公司法》第218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规定,本案应依《公司法》第18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审查科技公司请求解散实业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第1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三)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四)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上述规定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同时亦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

实务要点:《外资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未对股东请求法院解散公司情形作出具体规定,依《公司法》第218条“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适用本法”规定,外资企业股东请求解散公司的,法院应依《公司法》第18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规定审查解散公司的主张能否成立。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某科技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见《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审判长陈纪忠,审判员高晓力,代理审判员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2/20824)。

解读外商投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和矛盾,导致公司解散之诉的,同样可适用我国《公司法》相关规定。

 

 

10.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困难的僵局情形的审查标准

——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僵局从而导致应予解散情形,应按《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进行审查。

标签:公司—公司解散—经营管理困难—公司僵局

案情简介2011年,持有实业公司60%股份的科技公司以持股40%的材料公司在7年前伪造董事签名及决议,单方修改章程,取得实际控制权,并从2005年起,两股东因实业公司厂房租赁交易、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等问题发生实质分歧至今,一直未有效召开董事会为由,诉请解散公司。

法院认为:公司经营管理严重困难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公司权力运行发生严重困难,股东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无法正常运行,无法对公司的任何事项作出任何决议,即公司僵局情形;二是公司的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公司经营不善、严重亏损。如公司仅业务经营发生严重困难,不存在权力运行严重困难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第2款规定,不符合《公司法》第183条的解散公司条件。上述规定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同时亦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本案中,根据实业公司章程,其公司治理结构由股东特别约定而实行的严格一致表决机制,使得人合性成为该公司最为重要的特征。自2005年起,两股东因实业公司厂房租赁交易、公司治理结构安排、专利权许可使用等问题发生实质分歧,股东之间逐渐丧失了信任和合作基础。实业公司董事会不仅长期处于无法召开状态,且在两股东各自律师协调下召开的惟一一次临时董事会中,亦因双方股东存在重大分歧而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表决权比例要求形成董事会决议。实业公司权力决策机制长期失灵,无法运行长达7年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第1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以下列事由之一提起解散公司诉讼,并符合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一)公司持续两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二)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两年以上不能做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应认定本案属于前述司法解释规定的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僵局情形,故判决解散实业公司。

实务要点:《公司法》第183条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同时亦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认定公司是否属于经营管理困难的公司僵局情形,应按《公司法》第18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第1款规定进行审查。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某科技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见《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审判长陈纪忠,审判员高晓力,代理审判员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2/20824)。

解读公司经营因内部股东分歧形成僵局,尽管《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了解散的各种标准情形,但在个案中仍需具体分析。

 

 

11.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符合《公司法》解散条件

——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法定解散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

标签:公司—公司解散—恶意诉讼—僵局原因

案情简介2011年,持有实业公司60%股份的科技公司以另一股东材料公司实际控制公司形成僵局长达7年为由诉请解散公司。被告实业公司提出科技公司委派的董事张某扇子离职,不参加董事会会议,人为制造公司僵局,科技公司属于恶意诉讼。

法院认为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公司法》第183条未限制过错方股东解散公司,故即使一方股东对公司僵局的产生具有过错,其仍有权依该条规定,请求解散公司。本案中,科技公司提出解散实业公司的背景情况为,实业公司已陷入公司僵局并由材料公司单方经营管理长达7年,科技公司持有60%股权,其行使请求司法解散公司的诉权,符合《公司法》第183条规定,不属于滥用权利、恶意诉讼情形。至于科技公司委派的董事张某,是否存在违反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的过错行为、应否承担赔偿实业公司损失的民事责任,应由实业公司通过另案解决,与本案无涉。

实务要点: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是否存在僵局以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83条规定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即使一方股东对公司僵局的产生具有过错,其仍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过错方起诉不应等同于恶意诉讼。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某科技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见《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审判长陈纪忠,审判员高晓力,代理审判员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2/20824)。

解读公司形成僵局常常是各方责任,《公司法》规定公司解散之诉的提起,并不以主动提起一方对僵局的形成有过错为构成要件。

 

 

12.公司僵局如有其他替代解决途径不宜判决解散公司

——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

标签:公司—公司解散—公司僵局—替代解决途径

案情简介2011年,持有实业公司60%股份的科技公司以持股40%的材料公司单方控制公司长达7年形成僵局为由诉请解散公司。二审中,经调解,科技公司虽愿意受让材料公司股权,但因实业公司不愿意全面公开在材料公司单方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和对外债务,故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5条第1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解散公司诉讼案件,应当注重调解。当事人协商同意由公司或者股东收购股份,或者以减资等方式使公司存续,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当事人不能协商一致使公司存续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能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二审调解中,科技公司虽愿意受让材料公司股权,使实业公司存续,并就股权转让价格基本达成一致,但因实业公司不愿意全面公开在材料公司单方经营期间的经营状况和对外债务,故最终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公司法》未确立解决公司僵局的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现实业公司的持续性僵局已穷尽其他途径仍未能化解,如维系实业公司,股东权益只会在僵持中逐渐耗竭。相较而言,解散实业公司能为双方股东提供退出机制,避免股东利益受到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科技公司作为持有60%股份的股东,提出解散实业公司的请求,符合《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应予准许,故判决解散实业公司。

实务要点: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能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当公司陷入持续性僵局,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化解,且公司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法院可依公司法》第183条规定判决解散公司。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四终字第29号“某科技公司与某材料公司等公司解散纠纷案”,见《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审判长陈纪忠,审判员高晓力,代理审判员沈红雨),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2/20824)。

解读公司解散是消灭公司主体资格的一种退出机制,故即使在符合公司僵局情形,如有其他可替代解决途径,亦不能判决解散。

 

 

13.排除或限制竞争的最低转售价格经销合同构成垄断

——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是否构成垄断,可从相关市场竞争情况、实施企业相关市场地位、行为动机等方面来综合判断。

标签:垄断—最低转售价格—市场竞争—经销合同

案情简介2008年,从事器材公司医用缝线的长年经销商科贸公司因降价竞标,器材公司以其违反经销合同中限制转售价格条款而取消经销权。科贸公司以限制转售价格条款构成垄断为由诉请赔偿其损失。

法院认为:《反垄断法》于200881日实施,本案经销合同虽于此前签订,但其有效期一直延续至20081231日,该法实施后,诉争合同仍继续履行,未予终止,并实施本案被控垄断行为,故本案应适用《反垄断法》。科贸公司因与器材公司就经销合同内容是否违反《反垄断法》存在争议而提起诉讼,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规定,系适格原告。《反垄断法》第13条第2款规定:“本法所称垄断协议,是指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行为”,该条规定对垄断协议的定义适用于整部法律,故该法第14条所规定纵向协议,必须是“排除、限制竞争的协议”才构成垄断协议。根据前述司法解释第7条规定,认定《反垄断法》所禁止的第13条所规定横向协议构成垄断协议,应以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前提。举重以明轻,限制竞争效果相对较弱的纵向协议更应以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为必要条件。由于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举证责任作特别规定,故本案不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根据“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仍应由科贸公司对本案限制最低转售价格协议排除、限制竞争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医用缝线相关市场竞争不够充分,器材公司在相关市场具有很强的市场地位,其为回避价格竞争而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效果造成限制竞争效果明显而促进竞争效果不明显,远抵不上其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故可确认本案经销合同中限制最低转售价格条款属于《反垄断法》所禁止的垄断协议,器材公司指定该协议和依该协议处罚科贸公司行为属违法行为,判决器材公司就本案垄断行为对科贸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53万余元。

实务要点: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协议、决定或其他协同行为,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才能构成垄断协议。分析评价限制最低转售价格行为的经济效果,可从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实施企业相关市场地位、行为动机、竞争效果4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案例索引:上海高院201381日判决“某科贸公司与某器材公司等垄断协议纠纷案”,见《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201402/20842)。

解读经销商违反经销合同禁止降价销售条款而受厂家处罚,判断该款是否构成垄断,要分析其是否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

 

 

14.当事人申诉理由可与检察院抗诉再审支持理由不同

——检察院抗诉再审案件,即使抗诉再审理由、依据与当事人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据相悖,法院再审时亦应一并审理。

标签:再审程序—抗诉再审—审理范围—理由—诉讼请求

案情简介2010年,检察机关依开发公司申请,经审查后提出抗诉。对方当事人苏某以抗诉书及申诉书对合同效力分别基于有效和无效的不同理由,提出抗诉并未支持当事人申诉请求,开发公司观点不应纳入再审范围。

法院认为:法院审理检察机关抗诉的再审案件一般应以原审审理范围为限。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同于其获得抗诉机关支持所提出请求的理由和依据,开发公司对合同效力认识所提出的理由和依据不同于抗诉所提出的理由和依据,并不意味其申请抗诉的请求未获得检察机关抗诉支持,且开发公司再审请求并未超出本案原审审理范围,故法院再审时一并审理并不属于程序违法。

实务要点:法院审理抗诉再审案件,如检察院抗诉理由及依据与当事人诉讼请求及理由、依据相悖,并不代表当事人申请抗诉请求未获检察机关抗诉支持,当事人再审请求未超出原审审理范围的,法院再审时应予审理。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24号“某开发公司与苏某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见《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审判长何东宁,审判员孙祥壮,代理审判员王朝辉),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1/20731)。

解读检察院支持抗诉再审的案件,其抗诉理由自不必受限于当事人观点,亦不因与申诉人部分申诉主张相悖而影响其自主判断。

 

 

15.代理人以委托人名义销售房屋构成有权代理的认定

——销售代理人以开发商名义同购房人签订合同,购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销售公司有销售代理权限的,代理行为有效。

标签:商品房买卖—委托代理—有权代理

案情简介2005年,开发公司与销售公司签订商品房保底包干销售合同,约定由销售公司“全程营销”。20064月,在约定的“封盘期”内,销售公司代理开发公司与苏某签订两份购房合同,合同尾部均有苏某签字,并分别加盖了开发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及销售公司以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加盖的销售合同专用章,销售公司随后通过现场POS机收取全部560万余元房款。同年5月,销售公司因与开发公司纠纷提出解除合同后,开发公司将销售公司已售苏某商铺另售他人致诉。开发公司以其未收到房款及销售公司隐瞒苏某购房情况提出不应承担责任。

法院认为:依《民法通则》第63条规定,被代理人对代理人在代理权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代理行为,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销售案涉楼盘时,开发公司已授予销售公司独家全程代理权限,销售公司系以开发公司名义而非以自己名义销售案涉商铺,合同尾部均有苏某签字,并加盖有开发公司销售合同专用章或销售公司以开发公司委托代理人身份加盖的销售合同专用章。同时,苏某系在楼盘售楼处现场签订并通过现场POS机支付主要购房款。故销售公司以开发公司名义向苏某销售案涉商铺行为,足以认定构成有权代理,且苏某作为普通购房者亦有较为充分理由相信销售公司具有销售案涉商铺的代理权限。另外,开发公司与销售公司就封盘期间、收款权限、签章权限等事项作出的若干约定均系二者之间的内部约定,并未对外公示,不能对抗善意购房者。销售公司基于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其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直接约束被代理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开发公司不能免除其一房二卖的赔偿责任。

实务要点:开发商委托销售房屋,销售代理人以开发商名义同购房人签订合同,购房人有充分理由相信销售公司具有销售代理权限的,销售公司基于有效的委托代理关系所实施的代理行为不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应认定为有效,其代理行为法律后果应直接约束被代理人,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直接由被代理人承担。

案例索引: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抗字第24号“某开发公司与苏某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见《湖北金华实业有限公司与苏金水等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审判长何东宁,审判员孙祥壮,代理审判员王朝辉),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文书选登》(201401/20731)。

解读购房人签约时,应关注合同签章主体及形式,在正规场所签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以免因重大过失形成无权代理的事实。

  评论这张
 
阅读(389)| 评论(0)
推荐 转载

历史上的今天

在LOFTER的更多文章

评论

<#--最新日志,群博日志--> <#--推荐日志--> <#--引用记录--> <#--博主推荐--> <#--随机阅读--> <#--首页推荐--> <#--历史上的今天--> <#--被推荐日志--> <#--上一篇,下一篇--> <#-- 热度 --> <#-- 网易新闻广告 --> <#--右边模块结构--> <#--评论模块结构--> <#--引用模块结构--> <#--博主发起的投票-->
 
 
 
 
 
 
 
 
 
 
 
 
 
 

页脚

网易公司版权所有 ©1997-2017